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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州保密柜在哪大家好，我是陈拙。
我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问题：“为什么有人会抑郁到自杀？”
我发的犯罪故事，与人的某种性格缺陷、心态失衡甚至心理隐疾有关。
很多人看完故事会留言，和我讨论心理问题，这是好事，说明心理健康越发被关注和接受。
其中，抑郁症是被讨论 多的一种心理疾病。
今天的故事，关于一个得抑郁症的女孩，她无数次想自杀，都被男朋友救了回来。男友是个老师，为了治好她，像解题一样，研究抑郁症这只“小黑狗”。
可女孩还是出事了。
事件名称：消失的爱人
事件编号：身边的陌生人02
亲历者：蒋述
事件时间：2017年11月
记录时间：2019年1月
消失的爱人
蒋述/文
2017年秋天，飘落的树叶将城市近郊的小山染成一片金黄。
一个留着黑色长直发，身穿粉红色大衣的女人，就坐在银杏树下，背靠树干，面朝南方，眺望着远方层峦叠嶂的群山。
11月13日，早上8点。
一个退休的老人背着摄影器材，出现在山顶。
老人举起相机，准备记录秋日美景。在取景框中，他发现了银杏树下的女人。
这里景色宜人，却很少有人愿意攀爬40分钟登上山顶。
老人想邀请女人看看自己的摄影作品。他一边往前走，一边发出问候，女人始终不做回答。
老人经过树干右侧，绕到正面。随后发出一声回荡在山间的刺耳尖叫，跌跌撞撞地飞奔下山。
透过女人面颊上凌乱的流海，老人看到一张铁青的面容，那上面，布满了暗红的尸斑。
女人早就死了。
一个小时前，我还在刑警队赃物返还活动上帮忙。
接到刑警队队长的电话，我立刻拿起勘察车的钥匙，和提着勘察箱下楼的法医汇合，沿着二环向北一路疾行。
直通山脚的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，距离市区只有七八公里，一脚油就到。
站在银杏树下，我环顾四周。
附近的灌木无异常倒伏，大部分地面被银杏叶铺盖，无法勘察脚印。我用脚一趟杂草，几只秋蚂蚱四散而逃，蹦得到处都是。
拂去金黄的落叶，女尸正前方出现一些半圆形的浅坑——和鞋印一致，应该是女人在蹬地挣扎时形成的。
我们判断，这棵银杏树就是案发现场。
女尸看上去有20多岁，瓜子脸上有一对好看的平眉。如果不是那些扎眼的红色点状尸斑，她生前一定非常漂亮。
她的颈部有红色勒痕，左手腕有陈旧性伤刀伤。根据尸斑和尸僵初步推测，死亡时间超过48小时。
她身上没有现金、银行卡，也没有手机、证件等可以直接证明身份的物品。
贴身的黑色打底衫和蓝色牛仔裤，穿着整齐，没有被性侵的痕迹。
除此之外，现场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痕迹物证了。
我绕着山走了一圈，周边的村子没有监控，这里地处深山，位置偏僻，那棵银杏树又长在山顶背坡一侧，除了摄影爱好者，很少有人会来这里。
当时我怀疑是抢劫杀人，但不明白嫌疑人为何不隐藏尸体。
根据经验，无论是偶发、仇杀或情杀，大多都伴有藏尸现象。因为尸体越晚被人发现，嫌疑人脱身的机会就越大。
奇怪的是，在这具女尸身上，这一切迹象统统没有。
几小时后，年轻的法医连白大褂都没脱，直接走进会议室来汇报。
死者年龄不超过25岁，喉部出血，结合颈部勒痕，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。
死亡时间，11月10日下午17点左右。
当天，专案组向分县局发出协查通报，并逐一梳理近几个月来的失踪人口、各辖区在夜场从业的女性名单。
一天过去，有价值的反馈线索一条都没有。我和专案组成员坐在办公室里，十分头疼。
的线索，只有那条贯穿女尸左手腕的陈旧刀疤。
她有过自杀史。
第二天，病理毒理检验报出来了。法医在女尸的胃溶物中，检出了三环类药物成分。
大家没听说过这种药物。
我站在一边，缓缓地说：“这是一种抗抑郁症药物，属于处方药。”
这种药物我很清楚。因为一个朋友曾患有抑郁症，而我喜欢她。
这件事我很少向别人提起。
因为我的发言，王队长和所长开始了激烈地讨论。
担心我会将个人情感投射到案件当中，王队长觉得我不适宜接触这个案子，应该马上退出，回派出所上班。
“我了解这个小伙子，他内心足够坚强，没人比他更适合这个案子，”所长坚持让我继续参与调查，“心结要靠自己解开，否则就是他的一个坎。”
我知道三环类抗抑郁症药物的正规出售途径，全区只有第四人民医院，也叫精神专科医院。隔壁的家属院，被附近的居民叫做“精神病大院”。
医院位于旧城区，在一条老胡同的 深处。胡同被几棵大树遮蔽，两侧是破旧的平房和自建二层小楼。旧电线像蜘蛛网一样，在空中纠缠，垂在行人头上不远处。
“抑郁症治疗科”在门诊楼二层，办公室窗户正对着严管病区。时不时会听到从那边传来的怪叫，让人感到极度不适。
科室里只有一名老医生，正靠着暖气片看报纸。他原来是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病鉴定科的大夫，专长并非治疗抑郁症，而且年近六旬，即将退休。
看到我们来，老医生以为又带精神病人来找他鉴定，忙不迭地放下报纸。我说明了来意，他从抽屉里拿出患者登记簿，戴上眼镜翻开厚厚的本子。
来这里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很少，页都没写满，女性仅有五名。
一名初中女生，登记信息是焦虑症；三名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是产后抑郁症。
一个二十多岁的女性，老医生还记得她是“挺漂亮的小姑娘”，叫赵兰兰。
我在“警务通”上查到了赵兰兰的身份。她25岁，是幼儿园教师。
老医生说她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患有重度焦虑以及精神抑郁。
看到照片，我能够确定，赵兰兰就是死在银杏树下的女人。
赵兰兰和父母住在区中心的丁字路口旁边。那里地段繁华，距离案发地点，不超过七公里。
小区是一片砖红色八层小楼，被称作“科级楼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只有科级领导，才有资格分到这里的房子。赵兰兰父母退休前，是市审计局和政法委的领导。
他们的家在三楼，隔着外面的钢筋铁门，我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穿着睡衣站在屋子里，举着一个铁皮喷壶浇花。
这个头发斑白，眼神看起来有些疲惫的男人，就是赵兰兰的父亲。
我轻拍铁门，拿出警官证。老赵放下喷壶，打开铁门请我俩进屋。
室内摆放着三合板家具、黄色的木器漆，客厅里很整洁，摆了很多绿植，家具上还覆盖了蓝白相间的布罩子。一看就是上世纪的装修风格。
赵兰兰的母亲从厨房走出来，对我们笑了一下，转身回去泡茶。
“一定是为了兰兰的事情来的吧？”老赵对我们的到来并不意外，“我们老两口为她操心了大半辈子，麻烦学校，折腾我俩，现在又闹给了你们。”
所长掏出香烟，递给老赵一根，自己也点上。老赵沉吟片刻：“有事儿您就直说吧。”
所长尽量委婉地告知老赵，两天前，我们在山上的银杏树下，发现了赵兰兰的尸体。
一秒、两秒，空气安静得让人不安。
赵兰兰母亲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，老赵抽烟的手颤抖着。屋里只剩抽泣声和香烟燃烧的声音。
半晌，老赵说话了。他记得上周五中午，老两口 后一次见到女儿。当时她要出门逛街。
我提出想看看赵兰兰的微信朋友圈。她的微信头像是日本卡通形象“轻松熊”，棕色圆脸上两个豆大得圆眼睛，很可爱。
2015年以前，赵兰兰很少发朋友圈。 近两年，也只转发一些微商朋友的截图、一些幼教短文。
朋友圈里关于她生活的内容，只有年初去日本旅行的九张照片。照片是在日本北海道拍的，有雪景、美食、神社入口的高大红色鸟居。
其中有一张合影，两个年轻人很夸张地笑着，身后是神社和古树。
照片上，赵兰兰身边的小伙子高而白净，面庞瘦削。他穿一身黑色大衣，梳着油头，戴黑框眼镜。
小伙子叫袁超26岁，是赵兰兰的男朋友。
赵兰兰生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经常会失踪一两天，等情绪好了再回家。时间一长，老两口也习惯了，不是每次都出去找。
城区所长是老赵的老部下，有时老赵会找他帮忙查行踪，但大多数时间都是一无所获，与其说是帮忙找人，倒不如说是老部下在安慰自己。
抑郁症真的是个非常折磨人的病症，不止折磨自己，也折磨着家人，时间一长，亲人的习惯和厌倦随之而来，带来更大的伤害，老赵也不好意思总去麻烦人。
只有袁超，始终坚持在她消失时，不离不弃地寻找。
在这一点上我深有感触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，抑郁症始终是横跨在我和女友心中的坎，但她不提我也不说，两人在这种默契中度过每天。她总是说：“我真的没事，你怎么比我还愁眉苦脸？”
我承认，一开始我对赵兰兰父母的态度非常不快。虽说抑郁症很折腾家人，督促吃药、忍受脾气，多年如一日的确很辛苦。但病人 需要的就是亲人的支持，而不是亲人去对外人诉苦。但当时室内的气氛悲戚，我也如鲠在喉。
征得同意，我们进入了兰兰的房间。这是一间少女风的卧室，床单、床垫、枕头都是粉色。黑色实木书桌上，有一个helloKitty台灯、一台电脑、一个蓝色日本平安符。
书架上有一些专业课本和世界名著，书脊上落了些灰尘，看样子很久没动过了。
在书架边缘，放着一个药盒——盐酸阿米替林片。我打开看了看，默算了用量和开药时间，服用情况正常。
出门时，老赵欲言又止：“袁超那边，能否先瞒一瞒？这事我们和他说。”
老两口把袁超当亲儿子看。我也有点担心，袁超知道女友遇害时的状态。
赵兰兰小时候，父母的工作很忙，他们送女儿去寄宿学校念书，只有周末回家。
高一时，班主任打电话来，说无论如何要和老赵谈一次话。
老师说，赵兰兰成绩一直不错，但情绪很不稳定。脾气像爆竹一样，一点就炸，经常为了点小事，和同学吵得不可开交，然后躲在被窝里哭，很晚都不睡。
她甚至在课堂上和老师吵架，边吵边哭。同学私下说，赵兰兰得了精神病。
老两口吓坏了，女儿去四院检查。医生诊断赵兰兰患有早期抑郁症，但暂时不用药，先换个环境，观察有没有好转，再决定如何治疗。
转学后，赵兰兰很少有大的情绪波动和失眠，平安无事地考上了省会的师范院校。
然而上大学后，她的抑郁症又发作了。
赵兰兰经常失眠，总带着黑眼圈出现在课堂上。她总和室友说自己没有用，是可有可无的人。
有一次她不小心把室友的杯子碰倒。熄灯后，在床上毫无声息地哭了整夜，对面床的姑娘，也担心了整夜。
让人不安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寒假。学期结束，赵兰兰有多门课没及格。
老赵从辅导员嘴里，又一次听到了高中班主任说过的话。而且辅导员担忧地说，连室友们都看得出来，赵兰兰想自杀。
这次，医生建议长期服药，控制抑郁情绪。把学业完成，毕业后有充足时间在家治疗。
毕业后，老赵托老同事把赵兰兰介绍进了区幼儿园当老师。“孩子在一起玩闹，对她的病有好处。”
年初，赵兰兰和袁超去日本旅行，玩得很高兴。老两口一度以为，在袁超的努力下，女儿有了好转。
却没想到，上个月赵兰兰割腕自杀。
“小袁是个好小伙，没有他，上次兰兰很难挺过去。”赵兰兰母亲说，“为了兰兰的病，袁超没少花心思受罪。”
警综平台上有一条关于赵兰兰的出警记录。
10月1日，赵兰兰曾在袁超家割腕自杀。袁超报警后，派出所民警帮忙把赵兰兰送到医院。
此外，袁超还有一个被报警的记录，起因也是赵兰兰自杀。
他租住在杏花苑小区。房东听说房子里差点死了人，要求袁超搬家。袁超说话轻声细语，就是不同意搬家，还搬出《合同法》。
房东说不过袁超，就报警。警察赶到时，矮胖的房东和瘦高的袁超站在楼下。
房东一脸无奈，袁超很有礼貌。 后，与其说是民警从中调解，倒不如说是袁超把房东说服了。
袁超的冷静和涵养给那天出警的同事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一年前，袁超用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，追到了赵兰兰。
那时两人在教师联谊会上相遇，袁超对带着忧郁气质的赵兰兰一见钟情。
像拒绝其他人一样，赵兰兰拒绝了袁超的追求。她对袁超说：“喜欢上一个人就是失去他的开始。”她觉得，自己只会让对方伤心。
袁超丝毫不在乎一次次被拒绝，变着法哄赵兰兰。他对赵兰兰说：“也许别人不理解你，哪怕你下一秒就会离开，我这一秒也要陪你。”
2016年冬天，两人在一起了。
袁超在高中教物理。老家在省北部的产粮区，父母是种粮大户。
高中部有近一千名学生，学校师资紧缺，教学压力极大。袁超不止教物理、数学，还会帮忙代课其他学科。
袁超很受校长的器重，只是校长觉得他有两个毛病，让人难以理解。
一个是“杠”；一个是上班太随便。
“说杠吧，不太合适，但好像比执着的程度要深。”校长说。
袁超上课时，遇到解不出来的题，就把学生晾在一边，独自和题较劲，以至学生们坐在教室里，围观他“解谜”。
有个外号叫“觉主”的学生。他记得有一次物理课，自己趴下睡觉前，看见袁老师用左胳膊托着头，趴在讲台上低头算题。两个小时后，“觉主”饿醒了，抬头一看，袁超还保持着解题姿势。
教务组领导批评袁超，他不在意，笑着反驳，“我就这点认真的小毛病，校长不会说什么的。”
时间久了，学生们给袁超起了个外号叫“老杠”。
袁超上班很准时，没课时却经常从学校后门溜走。甚至有时候，袁超会突然让学生自习，自己急匆匆走掉。
后来大家才知道，袁超是去幼儿园找女朋友赵兰兰。
我和所长从赵兰兰家出来，打算去幼儿园了解情况。
所长在车里对我说：“一会见到幼儿园园长，你和她说案情吧。我不想再说一遍了，太难受了。”
看过老两口伤心的样子，我俩心情都不好。
见到幼儿园园长，我介绍了案情，除了没有说明赵兰兰的病情。死者为大，而且这是她的隐私。
园长对赵兰兰印象 深的事，是袁超锲而不舍的追求过程。
在教师联谊会相遇后，袁超几乎每天都来幼儿园找赵兰兰。其他老师开玩笑，让袁超调到幼儿园工作。
袁超笑呵呵地说调来了只会去兰兰的班，“你们同意不？”
赵兰兰人际圈子非常简单，除了同事和家人，就只有袁超这个男朋友。
在幼儿园也一无所获。准备开车回去的时候，正在院子里玩耍的小朋友们都回过头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
在刑警队大门口，我迎面看见袁超搀扶着老赵两口子向外走，三人走得很慢。
上午见老赵时，我觉得他身材魁梧，这才过了几个小时，他好像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，像一只瘪了的篮球。
袁超还穿着和赵兰兰去日本旅游时的黑色大衣，他摘了眼镜，眼眶发红、眼窝深陷，瘦削的脸上一副憔悴疲态，好像几天都没睡觉似的。
和赵兰兰在一起的一年时间里，袁超几乎成了半个心理学家，他努力想帮助赵兰兰康复，甚至有点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。
赵兰兰发病的时候，彻夜难眠、痛哭流涕，袁超成宿地陪在她身边。
有时，赵兰兰会突然失联几天，袁超就虚掩着门，整夜不敢熟睡。第二天一早，会先去赵兰兰家问情况，还给两位老人带早饭，帮忙做家务。一切介绍妥当，才去学校上课。
等赵兰兰愿意出现时，袁超会扔下学生，迫不及待地出现在她面前。他对赵兰兰的事都很细心，赵兰兰吃的抗抑郁症药，是他一趟趟跑去四院开的。
四院不仅破旧，也是人们眼中的“禁忌”。
病区楼的窗户用钢筋和铁丝网防护住，不时有警察或者医生捆着正在发作的精神病人，经过三道铁闸门送入病区，把路过的人吓得心惊肉跳。
袁超说四院这种地方，兰兰去得越少越好。
赵兰兰尸体被发现的第二天下午，她还躺在解剖室里，身上覆盖着白布，黑色的长发从床上垂下，无法解答这场死亡。
我们试图寻找她的手机。去电子城走访的民警带回近期卖手机的名单，除了几个惯偷可以串并出案，赵兰兰的玫瑰金6S，却始终没有在市场上出现过。
图侦提供了11月10日出事那天的监控画面。
下午13点，赵兰兰穿着粉色大衣、蓝色牛仔裤，走出“科级楼”小区，和袁超在步行街见面。
15点，袁超和赵兰兰回到科级楼小区路口。路口的监控摄像头背靠“科级楼”，朝南。两人往北走，消失在监控中。
18点多，袁超独自出现在监控中。他回家时路过学校，进去拿了一本书，然后返回自己的住处。
“你们打算拿这个来给局长汇报？”王队长的眉头拧成了一团。
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一下，会议室里，只剩下点鼠标和翻阅卷宗的声音。虽然局长还没有来，却可以想象到一会他狂风暴雨般的诘问。
王队长突然发问：“赵兰兰和袁超下午3点多，消失在监控里，袁超下午6点多回家。你们没想过吗，三个小时！他俩干什么去了？你们都没怀疑过袁超？”
之前我们一直在按抢劫杀人的方向侦查，王队长提出的方向，并不是没有可能。
但我们都不愿怀疑袁超，觉得他不可能对赵兰兰痛下杀手。
“他作案动机是什么？没有吧。光时间上说得通，其他地方也说不通啊。”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刑警说，“下午袁超还陪着家属来问案情，如果是他，这什么心理素质！”
袁超陪老两口来刑警队时，坐在沙发上一直低头用手捂着脸。不少民警都看到，他表情木然，右手袖子上还蹭着粉笔灰，应该是知道消息后，匆忙从课堂上赶过来的。
“他要是心虚跑路倒是好办了。”王队长中和意见，想到了折中的方法——等赵兰兰的手机出现。
14日深夜，步行街一片漆黑，只有刑警队的楼灯亮着。
宿舍挤满了人，办公室里都铺上了行军床。案件不破，专案组成员不能回家。
有人在宿舍打牌，有人躺在床上玩手机。更多的人聚在办公室，翻阅卷宗，讨论案情的各种可能性。
讨论持续到了后半夜，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始终是争论焦点。
袁超是赵兰兰生前 后的关系人，他的嫌疑无论如何都不能排除，但我们怎么都无法给他杀人的动机，找出合理的解释。
多数人始终觉得，袁超 不可能杀人。
大家不是同时睡去的，但是凌晨2点，所有人同时醒来了。
大家披着警服，冻得抖抖嗦嗦，日光灯亮得刺眼，大家眯着眼，哈欠声在不大的会议室里回响。
王队长顶着鸡窝一样的头发，披着多功能警用大衣，向我们宣布：“技术刚打电话来，赵兰兰的手机开机了，位置就在袁超家。”
队长发布命令，半夜破门风险大，人容易“惊”。先去几个人到袁超楼下蹲守。其余人好好睡觉，早上去逮这小子。
楼下的警车发动了，听着汽车引擎声，我躺在宿舍铺上，彻底睡不着了。
自己的往事和这几天经历的案情交织在一起，在脑海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。
现场没有手机和钱，抢劫杀人合情合理，手机一定会出手并重新开机，但是为什么在袁超家？
他可是赵兰兰的精神支柱！
虽然说不通，但是袁超的嫌疑陡然变大，不管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，对这样一个抑郁症女孩下手，还留下一对伤心的父母，单凭这点，他就该死！
我也想下楼一起去袁超家楼下蹲守。
所长冲我喊了一声：“你就在这好好睡觉，明天抓人我带你去。谜底就交给你解开了。”
早上7点，天刚蒙蒙亮，我从枪柜里取出自己的配枪，顶上了膛火。
站在楼下，我抬头看着位于二层的袁超家。屋里的灯已经亮了，厨房排气扇冒出缕缕炊烟。
抓捕组轻手轻脚地上了二楼，意外的是，门竟然开着。
不大的客厅里站满了警察，袁超则穿着厚厚的蓝色栽绒睡衣，已经梳洗整齐，正站厨房的灶台旁烧水。
“你们比我想象中来得快，我本来还想烧水洗个澡，现在只能泡茶了。”袁超平静地说。仿佛闯进家门的不是警察，而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。
所长拿出刑拘正，像是怕吵醒邻居，轻声说：“小伙子，跟我们走吧。”
袁超丝毫没有束手就擒的意思，他扭头看了看我们，也许是注意到了我腰间的手枪，他左手握住了灶台上的厨刀，，转身面向我们。
我心中一紧，身上冒出冷汗，把右手放在了枪套上。
所长用力握住我放在枪套上的手，面对袁超说：“事已至此，何必呢？”
袁超放下厨刀，把手抬到胸前，从厨房走了出来。同事马上给他上铐，搜身。
坐在车里，我琢磨着所长那句“事已至此，何必呢”，感觉是说给我听的。所长点了一根烟递给我，让我把枪交给他。
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有些机械地抽了两口烟，把手枪交出。所长卸弹匣，退膛，收枪。
“你给我去会议室。”在会议室，所长把我的手机拿走，放在抽屉里，“现在开始，在这坐一小时。”
我默默坐着，大脑一片空白。
所长是对的，虽然抓捕重大案件嫌疑人可以携带并依法使用武器，但在这次行动中，我明显带上了个人色彩。
我喜欢着一个患有抑郁症的姑娘，所长知道，我会痛恨袁超这样的人，有可能在必要且合法的情况击毙他。但是掺杂个人意愿的行为即使合法也不能算对。
袁超应该得到审判。而我作为执法者，应该知道要做什么，不能借法律之手杀人。
一小时后所长进门：
“想明白了？”
“明白了。”
“干活还是放假？”
“干活。”
“那去吧。”
“警官，你枪毙我吧。”
我走进讯问室，刚拿起笔录，还没来得及看完文头，就听见袁超求我杀了他。
袁超被捕后，很快就向审讯民警承认了罪行，却迟迟不肯在笔录上签字，非要找我聊聊。
我抬头看了眼袁超。他发型整齐，鼻子上端正地架着眼镜，穿一套厚厚的蓝色裁绒睡衣，四肢被紧箍在讯问椅上。
袁超始终维持着斯斯文文的状态，看上去很难和杀人犯联系在一起。
他似笑非笑的神情里透着挑衅：“其他人都想套我话，只有你想打死我。”
“如果我没猜错，不是你自己有抑郁症，就是你家人有。”袁超叹了口气。
袁超的每句话都十分抓眼，好像坐在讯问椅上的是我，不是他。“警官，你也不用端着，其实我见过你，咱们好好聊聊？”
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我主动问他。他的回答让我意外。
发现赵兰兰尸体那天，刑警队大院正在举办侵财案件打击专案的退赃大会。院子里乱哄哄的，被叫到名字的人去登记领物。
那天袁超也在现场，就站在公示栏前。
“退赃大会，你接了个电话就上楼了。”
“你杀了人，还敢去刑警队里看照片？”
“我就是想记住上面的脸和人名，看看 后是谁抓了我。”
“你不是想和我聊聊吗？”我打断袁超。
袁超突然说：“我真的很爱她！”语气就像面对一个老朋友，而不是警察。
他的目光游离到屋顶，身体想靠在讯问椅上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失去了刚才的气势，看起来放松了很多。
袁超说，那次日本旅行后，赵兰兰的病情好了一点。虽然还会反复，但她坚持吃药，加上自己的陪伴，病情暂时控制住了。
暑假，袁超打算回老家看父母。
赵兰兰开始患得患失，觉得袁超要离她而去，而她不能接受自己被抛弃。
袁超提出一起回家，赵兰兰觉得自己这个样子，根本无法面对袁超的父母。
袁超进退两难，决定不回家了。然而此时，赵兰兰已经认定自己是袁超的负担。
赵兰兰不断抱怨：因为自己，袁超不能回家看好久不见的父母；因为自己，袁超在学校引起同事的微词；因为自己，袁超经常顶着黑眼圈工作和生活。
转眼到了国庆节，袁超依旧没敢回家。此时的赵兰兰，却已经陷入“死胡同”。
10月1日上午，她在袁超家里割断了自己左手腕的静脉。
袁超接到幼儿园园长打来的电话，说赵兰兰没有来参加国庆活动。
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，推开浴室门。赵兰兰面色惨白地侧卧在浴室里，不省人事，左手腕正在往外流血。她的右手边，扔着一把刀。
浴室地板上，已经浸染了一片血迹。
袁超吓坏了，马上拨打120急救电话。由于120、119、110三台联动，派出所民警先赶到了现场。
袁超用手捂着赵兰兰的伤口，身上沾满了血，努力和她说话，不让她失去意识。
民警从装备里取出急救，用无菌纱布覆盖赵兰兰的伤口。纱布很快被暗红色的静脉血浸透，民警又用止血带扎在赵兰兰的手臂上。
120终于赶到袁超家，医生拎着软担架上楼，把兰兰抬进救护车。去医院的路上，袁超坐在救护车里，一边哭一边和兰兰讲话。
他一个人坐在抢救室门口的长椅上，头垂在两腿之间，双手捂着脸，衣服被染红，眼镜放在一边。他好像根本听不到四周发生的事，眼泪一颗颗砸在地板上。
我相信袁超那句“我真的很爱她”没有说谎。
在勘察袁超家时，我们发现很多打印好的A4纸，用长尾夹分门别类整理好，上面全是治疗抑郁症的资料。
他怕赵兰兰多心，把这些资料锁在抽屉里。抽屉底部，躺着那两张飞往日本的机票。
赵兰兰的手机放在袁超的床头，里面 多的就是两人的合影。
那次自杀，赵兰兰虽然被救回来了，袁超却再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，他觉得，压力已经超出自己承受的范围。一个奇怪的念头开始在脑海里徘徊。
“也许，她活着是一种负担，死亡才是解脱。”
袁超说念头次出现时把自己吓了一跳，可这个想法却不断在滋长。
“她那次自杀未遂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什么都做了，还是无法治好兰兰，她还是铁了心要寻死。我们在一起真能有未来吗？”
袁超专注地想了很多事，如同他在课堂上抛下学生独自闷头解题一般。
他给自己和赵兰兰解出了：赵兰兰自杀，或者和他分手。无论哪种，她都会死。
袁超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姿势，始终仰头看着天花板。我以为他是不想让别人到他流眼泪，或者是不想再面对我的讯问。
“但我根本做不到不想她，我放弃了抵抗。即使被抓我也认了，我要再看她一眼。”袁超仰着头说。
杀死赵兰兰的第五天，袁超忍不住打开了她的手机。他马上反应过来，自己离落网近了一步。
知道早晚被抓，袁超特意查了看守所的规定：不能穿有硬物的衣服；衣服上不能有金属纽扣、绑绳；鞋子不能有鞋带、皮鞋不能带铁鞋弓。
他提前都给自己准备了厚睡衣、棉鞋、还有一叠100元的票子。这一套东西整齐地放在他家的茶几上。
讯问途中，“探长”老杨进来接手。老杨进去没多久，拿着笔录朝我走来说，“有些地方不仔细，到底是激情杀人还是有谋划？低级错误！”
我跟老杨再次走入审讯室。
老杨坐下，直勾勾看着袁超，像看猎物。
袁超被看得有点发毛，不由自主地动了动，“警官，该说的我都说了啊，铐得这么紧，什么时候去看守所？”
“你勒兰兰的时候紧吗？”老杨淡淡地说。
袁超一愣，没有回答，又仰头盯着天花板。
“兰兰挣扎了吗？挣扎了多久？她有没有扒开你的胳膊？你到底是爱她还是害她？”老杨大声发出一串问题。
袁超急促地呼吸，“没有，她没怎么动弹，就那样发生了。”
“不对吧？地上都是兰兰蹬出来的痕迹，看得出她在挣扎，而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很痛苦吧。你就这么狠心？明明一松手就能放过她。”
袁超开始回避，“我记不清了，当时脑子一片混乱”。
“你们怎么去的，这地方走路起码快一小时吧，为什么不坐车？你 后陪她的路也是一条黄泉路，六七公里啊！”
袁超听到“黄泉路”的时候，明显颤动了一下，但是没有回答问题。
老杨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她也许只是晕过去了，你这一走，她一个人在荒山岭就这么死了，你可真残忍，真不是人。”
“不可能！不可能那样，操！”袁超的表情开始扭曲，大口喘着气说。
“你凭什么就说人死了！你倒是说说看！”
“因为她已经凉了！”袁超大声哭喊起来。
他的面具终于摘下了。
干什么事都“杠”的袁超，把念头变成了计划。他事先计划好，约赵兰兰去山上，就是为了杀死她。
那里确实是他们经常散心的地方。清晨的山下有早市，到处是摆摊的小贩和晨练的人们。中午一过，路上就很少有行人了。
当天袁超选择步行，他担心因为乘车会留下线索。步行就不一样了，那一路的人行道没有监控，附近的人也不会在意两个散步的青年。
袁超在银杏树旁不知待了多久。看着靠着树干的赵兰兰，他试着拉她起身，发现她的身体已经冰凉。
他冷静下来，把赵兰兰身上的物品拿走，伪造成抢劫杀人的现场。但他做不到把赵兰兰藏在荒草中，让她与蛇虫鼠蚁为伴。
尸体就这样靠在了银杏树下。远远地看去，根本无法发现异常，就像一个女人，久久遥望着远方。
回到家，袁超不敢相信切实发生的事情，几天来很不好过。睡不了多久就会惊醒，醒来的时候又觉得是在做梦。
有时，他骗自己，赵兰兰并没有死。有时，他脑海里又冒出想回银杏林看看的念头，却又不敢。
袁超做好了两手准备，一方面他置备好了看守所的衣物，和应付审问的说辞；另一方面，他正常去学校上课，去赵兰兰家问候老赵两口子，甚至去刑警队门口张望。
就这样灵魂出窍似的过了几天，直到今天凌晨他打开了赵兰兰的手机，看着看着意识到：“完了”。
彻底睡不着的袁超干脆熬到天亮，哪也不去，等着警察的上门。
袁超之所以要求和我聊，是觉得我和他有相似的经历，希望我能理解他杀人的动机。
被送去看守所那晚，袁超又提出想让我送他一程。我拒绝了：“和你多待一秒，都觉得恶心。”
我不能理解袁超，希望他接受审判，执行死刑。
“可我不认为自己会判死刑，你输了。”袁超的表情又恢复了平静。
不久之后，赵兰兰父母和律师造访了王队长办公室。他们落座之后我才发现，老赵不再像个退休老干部，倒像一个长期酗酒萎靡不振的酒鬼。说着，就流下了眼泪。
审判程序是非常漫长的过程，这对饱受丧女之痛的两人来说是一种折磨。
半晌，老赵说，“即使判袁超死刑，兰兰也活不过来了。人老了，经不起这样折腾，袁超本性不坏，他对兰兰好，我们都能看的出来。他经常说以后不管和兰兰如何，都会把我们当亲生父母。”
老赵说不下去了，律师把老两口写的材料递给王队长，我瞟了一眼，是谅解书。
所谓谅解书大意也就是案件情况，赵兰兰的病症是诱因，她的病把老赵以及袁超折磨得精疲力尽，袁超算是一时糊涂，情绪失控做了傻事。
他们觉得袁超本质上不是一个恶人。女儿的消失并不意味着袁超要随着一起消失，他们不忍心让另一个家庭也承受丧子之痛。
我听不下去了，起身和王队长打了个招呼，离开了办公室。
走到大门口的时候，我回头看了一眼，阳光斜斜地撒在院子里，刚巧没有覆盖到一楼大大小小讯问室。袁超这个案子，带给我的，只有令人打颤的寒气。
“真他妈的讽刺。”我骂了一句，头也不回地开车离开。
2018年12月24日，我在省城出差办理一起案件，晚上在宾馆，教导员发来一张图片和语音：“小蒋你看，晚上我们去教堂做平安夜安保和消防检查，老赵夫妻开始信教了。”
我回复：“这样也好，可能是精神寄托吧。”
回去之后，教堂的老牧师和我说，其实老两口来这里快一年了，赵兰兰母亲加入了唱诗班，几乎每个礼拜天都能看到她。
袁超临去拘留所前，对我说的的那一句“你输了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
我知道不会得到，但还是忍不住问牧师：“他们忏悔些什么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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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学上有一个“小飞虫撞窗”的比喻。
飞虫在车里试图飞出去，但车窗挡住了去路，它一再地撞击车窗，无功而返；其实，另一侧的车窗却是敞开的，只要它能允许自己停下来，掉转方向，就能轻易地从敞开的车窗飞出去。
可大多数飞虫都宁愿在同一面玻璃窗上撞得晕过去，也不愿选择另一面。
有人用这比喻抑郁症病人，比如赵兰兰。我觉得，袁超也是如此。
袁超面前有一扇关着的窗——兰兰的病。这是一道他解不开的题。
他无法接受失去兰兰，更无法接受的，是“解题失败。”
可兰兰作为一个人，一个抑郁症病人，她需要真正的治疗，而不是像个问题一样“被破解”。
（文中部分人物系化名）
插图：@Leon_Lee李万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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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整理：镇远电焊培训学校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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